有人駕車前來招工地小工，工人們迅速圍上去爭相推銷自己。

文 |《財經》記者 王麗娜

編輯 | 朱弢

在干涸的池塘里撿小石頭的一份日結零工，讓兩個五十來歲的男人爭吵起來，他們互相指著對方喊“他不專業(yè)”“他不行”，希望自己被挑中而令對方出局。這份工作的報酬是日薪100元。

幾分鐘前，他們兩人率先沖出“趴活”的人群，分別鉆進一輛白色電動汽車的副駕和后座。可駕駛電動汽車的男人說，他只需要一個工人。

三人吵嚷幾句后，僵持住了，駕車男人無奈地伸頭探出車窗。一旁圍觀的人喊道，兩個都拉走吧。男子搖了搖頭，“拉走我都得給錢”。但兩人誰也不愿下車走人，十來分鐘后，這名男子只好兩人都帶上，駕車離去。

67歲的李輝，雙手插兜，站在3米開外望著這輛車和圍觀的人群，這條馬路有數(shù)百人，他壓根就沒能擠到車門前，也就不具有參與競爭的機會。

這是2023年3月21日早上7時許，李輝在北京市順義區(qū)仁和鎮(zhèn)河南村環(huán)島附近的馬路上，已經趴近1個小時的活。

順義區(qū)河南村有一個自發(fā)形成的勞務市場。每天凌晨4時起，租住在村子附近的農民工或乘公交車，或走路，趕到這里，等在路邊“趴活”。他們多是做短期工或者日結工，主要是去建筑或裝修工地做些輔助工或零散雜活，另外還有搬運、保潔等活計。

一有招工的人前來問詢，工人們便蜂擁而上推銷自己，爭取被選中，待談好勞務內容和日薪后，跟著招工者離開，一天的生計也就有了著落。

在順義、通州等北京遠郊區(qū)，存在不少這樣的日結勞務市場，活躍其中的多是50歲以上的農民工，而其中60歲左右以及年齡更大的民工，則已經超過了在建筑工地務工的年齡上限。近兩三年，不少地方出臺建筑行業(yè)“清退令”，禁止60歲以上的男性以及50周歲以上的女性從事建筑施工作業(yè)，有些工地還進一步收緊年齡限制。

一個不容忽視的數(shù)據(jù)是，2021年全國農民工總量達到約2.93億人，平均年齡41.7歲，50歲以上農民工所占比重27.3%，約7985萬人。再過十年，他們都將跨過60歲這個坎，成為超齡農民工，一旦務工受限，可能將加劇他們的生活和養(yǎng)老困境。

好在，政策不斷調整。2023年2月13日，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維護好超齡農民工就業(yè)權益。他們，將何以養(yǎng)老？

“早起走不了就被剩下了”

早上8時，日結工勞務市場的用工高峰已過，人群陸續(xù)散去。一個老人蹬著三輪車路過，故意打趣地喊著“撿煙頭咯，一天50元”。

對李輝來說，算上這天，他已經五天沒找到活干了。

在四天前，《財經》記者在順義區(qū)高麗營村的一處勞務市場上，第一次見到李輝，67歲的他頭戴一頂迷彩鴨舌帽，遮擋灰白的頭發(fā)。當時，李輝正向一個男子推銷自己，對方在昌平區(qū)小湯山鎮(zhèn)承包了七八畝菜地，想雇一個人幫他干農活，一個月四五千元。李輝向對方介紹，他今年剛體檢過“沒啥毛病”，在老家種過多種蔬菜，打理菜地不成問題。

再次見面，李輝告訴《財經》記者，那天他搭男子的車去了菜地，但對方說還有別的競爭者，需要考慮一下，兩天后回了信，“沒看上我”。在高麗營沒有找到活兒干，李輝想著“轉戰(zhàn)”到河南村的勞務市場看一看。

李輝的住處在北小營鎮(zhèn)，是一個工頭介紹的廢棄廠房，不需要租金，距離河南村12公里。他早上4點半起床，將前一晚剩下的米飯和菜熱了做早餐，摸黑趕到公交車站，再換乘一次，下車步行20分鐘，趕到河南村的勞務市場。其實，前一天李輝就打算來這里，但找錯了地方，趕到時已經8點多，自然是什么活兒也沒找到，“白搭了幾元車費”。

今年，李輝找活兒不是很順利。2月10日，李輝從老家來到北京，先在老鄉(xiāng)介紹的一處工地上干了十天，負責地基及復合地基承載力檢測。李輝說，他外出務工已有15年，這幾年歲數(shù)漸長后，工地上適合他的主要是檢測、給吊車掛鉤、雜工等輕活。“其他重活工頭不讓做，年齡在那擺著。”近兩三年，一些建筑工地限制工人年齡，李輝靠著熟悉的工頭和老鄉(xiāng)介紹，輾轉各個小工地做散工，沒有活兒干時就去勞務市場“趴活”做日結工。

做完十天檢測工，李輝來到一處醫(yī)院的在建工地，那是去年就和工頭談定的長期活兒，他帶著鋪蓋卷打算在工地長住。但進工地當天需進行安全教育培訓，并登記年齡等身份信息，60歲以上的工人不要，對此工頭也無計可施。計劃落空，臨近3月趕上李輝老家種植板栗，他只好花費128.5元買了趟13小時的慢速火車先回老家。

在老家待了一周，李輝還是想出來找活兒做，再次進京。二度進京后，李輝起初在一個小工地幫忙開槽鉆地基，有管理人員問起他的年齡并察看身份證后，讓他走人。他解釋說，家里條件差，出來掙個生活費。帶他的小工頭擔心承包方不滿，兩天后也堅持讓他走人。李輝就這樣開始游蕩在高麗營村、河南村等各個勞務市場，碰運氣找活兒。

早上五六點鐘才是勞務市場最活躍的時期。建筑工地或用工處分散在偌大北京的各個角落，招工者一般駕駛小巴或者轎車過來，現(xiàn)場挑好人，直接拉往用工現(xiàn)場，以趕早上開工的時間。8點后，招工的人稀少起來，十來分鐘才來一兩個。給的價格也低，招一個工地小工，日薪150元，不管午飯。招給樹木拆除支撐架的工人，日薪100元，工作還包括把拆下來的架子裝上車。啤酒廠招裝卸工，12瓶裝每件算0.085元……

李輝說，今年不少工地還未開工，目前勞務市場上散活兒、零工不多，給的價也不如往年，有些小工日薪150元。去年時，工地招聘大工（技術工）一天三四百元，小工（普工、雜工）200元上下，趕上農忙返鄉(xiāng)季節(jié)工錢會再上漲。據(jù)他觀察，這幾天的情況是早起走不了就被剩下了，一天撂荒。工地、綠化、保潔等崗位，他都看，“沒技術，那還不就下個力氣”。

“55歲以下好安排，大齡沒單子”

在人群中穿梭，李輝不時和其他工人閑聊兩句。工人們以男性為主，多在45歲以上，不少人頭發(fā)斑白，他們大多隨身背著挎包，塞滿瓦刀、電鉆、卷尺等小型工具和水壺。

一位戴紅色帽子的工人對李輝說，他老鄉(xiāng)帶了1000元出來，兩天沒找到活兒，遂返回老家。“1000元錢夠干啥，買完車票花不了幾天”。另一個工人說，找不到活兒凈搭飯錢。也有工人過來搭話，“生活費都掙不到，咋好回家。”

一位57歲的工人說，他今年來北京七天，才干了一天活兒，他感嘆道，60后的工人越來越難找活兒。他選擇來勞務市場是因為工錢日結。2021年10月至2022年5月，他在一個工地干活，工錢拖到今年3月初才到賬，“還好區(qū)勞動監(jiān)察部門一直在幫忙催要”。他去年還給一位老板干活，到現(xiàn)在5000多元工錢還欠著。

一位瘦高個工人53歲，他說起自己前幾年主要做消防管道的施工，去年因疫情賦閑在家，今年出來務工，一些工地要求進行安全生產考試，他考了好幾次沒考過，“我不想干零工，但還沒找到中短期工”。

在河南村勞務市場上不只有男工，一輛招工的車停下后，工人們沖上去里外圍了幾層。52歲的王敏擠到車前，喊著“我能干”，但那個崗位還是被一個年輕點的男工搶走。王敏主要接給鐵欄桿刷漆的活兒，她的丈夫是一名電焊工，兩人同在北京打工，供養(yǎng)家中的孩子讀書。

農民工進入城市，主要在建筑業(yè)、制造業(yè)、服務業(yè)務工。3月17日，在高麗營村附近的勞務市場，也多是45歲以上的農民工們尋找工作。60歲的張永軍，來北京務工十余年，前些年在建筑工地做瓦工，這幾年轉向家居裝修瓦工，收入略有下降，但好在工錢現(xiàn)結，還有休息日（北京市禁止雙休日和節(jié)假日裝修）。他自稱，每月除去400元房租和吃飯錢，能落下約6000元錢，出來打工“是想貼補孩子”，他的兩個兒子都在大城市按揭買房，月月須還房貸。

在北京市通州區(qū)馬駒橋鎮(zhèn)“勞務一條街”，沒找到活兒的工人在勞務中介處尋找工作機會。

在通州區(qū)馬駒橋鎮(zhèn)的“勞務一條街”，早上也有一個自發(fā)形成的勞務市場，做日結的務工者來此聚集等活兒。沿街的門臉房有多家勞務中介，提供日結崗位和短期工或合同工。門前張貼的招聘啟示顯示，短期工或合同工多集中在保安、保潔、家政等崗位，年齡多限制在18歲-45歲，個別招聘“大齡保潔女性57歲以下”，沒有一張啟示提到招聘58歲及以上的人員。

3月16日早上，62歲的周超在“勞務一條街”白等了近兩小時。三天前周超從老家來京，住在附近的小賓館，每天20元住宿費。

8時左右，周超待不住了，走向附近一家熟悉的勞務中介，那家中介去年曾給他介紹過崗位。中介公司負責人王金己正在查看手機信息，面對周超的詢問，頭也沒抬就問“多大了”，聽說62歲，答道，“55歲以下好安排，大齡沒單子，62歲哪有。”

周超不善言辭，坐在沙發(fā)上不言語，過了片刻問，“我做保安、保潔行嗎？”再次得到否定答復后，他仍然坐在沙發(fā)上不動。王金己則盯著手機，忙著打字、接聽電話，在聊天中王金己建議對方，“今年工作（招聘）發(fā)出去別猶豫，一猶豫人就夠了。”有的求職者剛到北京，王金己交待，趕緊給用工方打電話，說一下“崗位給我留著”。

王金己對《財經》記者說，最近沒有大齡的單子，如果有會考慮周超，“他能掙錢，我也能掙錢（介紹費）”。王金己稱，今年因疫情防控措施調整后，求職者較前兩年倍增，而就業(yè)崗位沒有新增，還導致工價下跌，用工方更挑剔年齡身高等因素。比如，往年保潔月薪4200元左右，年齡限制在62歲以下，最近招聘的單子降到月薪3500元左右，年齡限制為55歲以下，還往往吃住只包一項。

北京市順義區(qū)仁和鎮(zhèn)河南村附近的馬路邊，早上7點后，還有不少沒找到日結崗位的農民工在“趴活”

近幾年高齡農民工就業(yè)出路日漸逼仄。2019年3月起，建筑工人實名制管理辦法開始全面實行。一些地方先后出臺“清退令”，即禁止18周歲以下、60歲以上的男性以及50周歲以上的女性這三類人員，進入施工現(xiàn)場從事建筑施工作業(yè)。有些地方還規(guī)定，禁止55周歲以上男性、45周歲以上女性進入施工現(xiàn)場從事高空、特別繁重體力勞動，以及其他危險性、風險性高的特殊工作。

當下，中國老齡化呈加速態(tài)勢，農民工老齡化趨勢則更加突出。根據(jù)國家統(tǒng)計局發(fā)布的《2021年農民工監(jiān)測調查報告》，2021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約2.93億人，農民工平均年齡41.7歲，40歲及以下農民工所占比重為48.2%，50歲以上農民工所占比重為27.3%，約7985萬人。往前推十年即2011年，50歲以上農民工所占比重僅為14.3%。

這意味著，再過十年，7985萬農民工的年齡將達到60歲，成為超齡農民工，達到甚至超過了城鎮(zhèn)職工法定退休年齡。

都是為了生計

這些50歲以上高齡的甚至超齡農民工，他們身上背負著“第一代農民工”的標簽。

安徽師范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學系副教授仇鳳仙長期關注農村社會學、社會保障等領域，她主持的國家級社科基金項目——第一代農民工可持續(xù)生計研究，2022年底通過結項驗收，近期還將出版專著。

仇鳳仙對《財經》記者指出，在上世紀70年代及以前出生，并在80年代初至90年代外出務工的人群，在學術界被稱為第一代農民工，他們是生計型農民工，外出務工是為解決家庭生計問題，所掙的錢用于整個家庭經濟開支。他們與之后的第二代和第三代農民工有明顯的代際差異，第二代農民工主要是改善自身處境和個人發(fā)展，第三代農民工則越來越多融入城市成為新市民。目前，第一代農民工的年齡都超過50歲，很多仍在外出打工。仇鳳仙曾遇到過72歲的女性農民工。

在高麗營村附近的勞務市場，《財經》記者見到當天找工失敗、準備買菜回去休息的白民。

白民租住在周邊的村子里，12平方米的一間房，月租金450元。

59歲的白民有些不平，當天看上他的小工頭，給他提供的是去工地清理和打掃垃圾的崗位，日薪最高給他180元，不管午飯和接送。中午白民得花費20元左右買午飯，還吃不飽，再扣除車費和15元房租。“合著我這一天剩下不了多少錢”。白民說，清理工地垃圾的活兒又臟又累，前幾天他在工地刷墻除銹，嗆得他一上午換了四個口罩。他寧愿選掄大錘、拆墻的工作，雖然累些但日薪高一些。

白民在建筑工地打工的經歷并不多。他記得20多年前，自己在天津一個工地做鋼筋工，干了一個春天，麥收時回老家，工頭拖欠了他近一半工錢。那1000多元錢白民要了幾年都沒要到手，一氣之下他把欠條撕掉，不再去工地打工，轉身去城市里賣麻花。新冠疫情后，麻花生意難以支撐，他又出來在工地打工、做保安，做日結工。

與多數(shù)高齡農民工不同，白民具有高中學歷，因幾分之差沒考上大學，父親生病家里困難，他就沒再堅持讀書。如今，白民還能背誦曹劌論戰(zhàn)、岳陽樓記等文章。馬上步入60歲，他的一些高中同學已從縣城局長、副局長的位置退休，他還在外奔波，白民說，“但凡家里有生計，誰愿意背井離鄉(xiāng)。”

白民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已成家，小兒子20歲出頭剛出去打工。白民還有過一個女兒，14歲時因病去世。“病沒瞧好，花了上萬元，夠買好幾輛小四輪，當時小麥才三四毛錢一斤”。

目前，給小兒子結婚做準備令白民很有壓力，他掰著指頭說，老家目前結婚彩禮的行情在10萬-20萬元，“你算算我得多少年干出來”。

在工地，高齡農民工不好做。2022年冬天，他在工地做小工供灰供磚，有一次干活慢了一些，被工頭罵，對方一直讓他走人。因為疫情原因，他后來只能滯留工地上，回不去租住的村子。

這幾年，仇鳳仙先后訪談了200多個45歲以上的高齡、超齡農民工，發(fā)放調查問卷2500份。老家外出務工的農民工、馬路邊遇到的綠化工人、小區(qū)里的保潔員等，都是仇鳳仙的訪談對象，她常常在午休時帶上午飯和水果，和農民工們蹲在一起邊吃邊聊。

在她所在城市蕪湖，仇鳳仙關注到近年來的新現(xiàn)象，即從事社區(qū)保潔、綠化一類工作的農民工，工資以日結為主，一天80元左右，年齡多在65歲左右，來自蕪湖市近郊和周邊縣鄉(xiāng)。一個月干幾天活就能收入四五百元，對農村老人來說收入相對可觀。早晚乘坐勞務中介的小巴進出城，這些老人并不覺得辛苦，相反“精神狀態(tài)還蠻好”，自我價值的存在感超出在家留守的老人。一個老人對仇鳳仙表示，“出來后還能學到東西，蹲在家里什么也不懂。”

手里有5萬塊錢就很滿足了

高齡農民工就業(yè)背后，也折射出建筑行業(yè)和保潔等服務行業(yè)的就業(yè)年齡結構。

53歲的徐力，自18歲進入建筑工地打工，做過各個工種的工長，如今是一名工頭，手下長期穩(wěn)定的農民工有30余人。目前他最年輕的工人45歲，徐力對《財經》記者感嘆，建筑業(yè)農民工進入斷檔期。

徐力表示，建筑行業(yè)是高危行業(yè)，特別是外墻和高空作業(yè)，不適合年齡大、腿腳不好的高齡農民工，但身體條件不錯的六七十歲農民工，還可以做地面輔助工、雜工。幾年前，徐力的工地有一名工人做到75歲，后來被徐力勸回老家，“我看著害怕”。這幾年，建筑行業(yè)出于安全考慮，出臺規(guī)定限制超齡農民工，“有些工地要求60周歲不能用，我們也挺為難”。

但建筑行業(yè)又很難吸引年輕工人。據(jù)徐力觀察，85后的建筑業(yè)農民工很少。他認為，這與建筑行業(yè)工人的收入和工程層層轉包利潤空間降低等有關系。

1987年，徐力離開當時的北京密云縣，到城區(qū)進入建筑隊打工，一天工資5元，當時一個城市普通職工的月工資才五六十元。2000年左右，建筑工人一天收入30元，也比進工廠收入高。現(xiàn)在他負責的工地，技術工工資一天近400元，小工200多元。在工地務工的收入比在工廠打工略高或持平，“但工廠一般包吃住，而工地打工臟累、吃住條件差，還不招人待見，對年輕人越來越缺乏吸引力”。

徐力觀察到，建筑行業(yè)時有欠薪，也令年輕人止步。隨著工程層層分包成為普遍現(xiàn)象，甚至出現(xiàn)三包四包情形。上世紀90年代末期，開始出現(xiàn)第一波農民工欠薪潮，而年輕人花銷大，不愿意進入可能“干了活拿不到錢”的行業(yè)。徐力稱，2006年左右，北京的一些國有建筑企業(yè)為了吸引年輕人加入，按照學歷給工資，試用期縮短，他只有初中學歷，那時他帶的幾個徒弟工資都比他高，后來他就辭職出來做工頭。新冠疫情后，徐力觀察到建筑行業(yè)欠薪現(xiàn)象又有所“抬頭”。

跟第一代農民工訪談時，仇鳳仙關心的問題達70多個，主要集中于幾類，比如目前的生計模式靠什么，何時打算停止工作，將來老了往哪里去，最擔心什么事情，有沒有為自己存養(yǎng)老錢等。

當被問到何時停止工作時，令仇鳳仙印象深刻的是，很少有農民工提到想休息了就返鄉(xiāng)。“沒有一個界限，基本上都是說干不動、不能干了為止”。

仇鳳仙曾問受訪農民工，有沒有為養(yǎng)老存錢？結果顯示，已有存款的不足15%。再繼續(xù)問，現(xiàn)在有多少存款？大部分人回答在3萬-5萬元之間。那存多少錢能養(yǎng)老呢？“他們表示，手里面有5萬塊錢左右就很滿足了，很少有人說我要存到10萬塊錢。打算存到10萬以上的比例不足1%。”仇鳳仙告訴《財經》記者。

仇鳳仙的調研顯示，60歲及以上農民工有存款的比例遠高于55歲以下的高齡農民工，50歲左右的農民工普遍沒什么積蓄。仇鳳仙進一步解釋說，50歲左右的農民工，個人的生命歷程開始往下走，但從家庭生命周期看，正值用錢最高峰。他們的孩子大多在20多歲，或正在上大學，或將婚配提上日程，父輩面臨高額的教育和彩禮等支出。60多歲的農民工則更有養(yǎng)老規(guī)劃意識，“多數(shù)已經完成對子代的任務，這時候才有能力來為自己想一想。如果有三五萬元在手里，已經算幸福的老人了，至少生活不會過于困頓。”

仇鳳仙解釋，第一代農民工的命運與時代變化聯(lián)系更加緊密。他們早年碰上經濟困難時期，讀書也不多。成年后的青壯年時期，雖然趕上上世紀80年代后期中國逐漸放寬對人口遷移流動的限制，但在90年代中后期又一度遭遇諸多外出務工限制。進入21世紀，中國城鎮(zhèn)化加速，第一代農民工參與其中并作出貢獻，他們普遍工資不高、勞動強度大、缺乏社會保障。“人到中年后，子代買房和婚姻費用上漲，他們怎么能攢得下錢？六七十歲的農民工，他們的子代正值壓力最大的階段，給不了老人太多的錢，并不是孝不孝順的問題。那只能祈禱身體好，不要有意外，這些老人他們都說，你怎么好去伸手要孩子的錢。”

沒有退休的概念

“清退令”出臺后，高齡農民工的就業(yè)權益相繼引起重視。

勞動法專家、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王全興告訴《財經》記者，此前建筑行業(yè)出臺超齡農民工“清退令”，更多出于建筑行業(yè)安全生產和保障農民工健康權益考慮，卻未對超齡農民工的就業(yè)權益和生活困境需要加以足夠關注。同時，“清退令”影響到農民工勞務市場的供給，提高建筑行業(yè)的用工成本。

好在，政策不斷調整。2022年11月，人社部、農業(yè)農村部等部門印發(fā)《關于進一步支持農民工就業(yè)創(chuàng)業(yè)的實施意見》，指導企業(yè)不得以年齡為由“一刀切”清退大齡農民工，為有就業(yè)需求的大齡農民工免費提供公共就業(yè)服務。2023年2月13日，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維護好超齡農民工就業(yè)權益。

政策的落地有待時日，而日常生活還在繼續(xù)。

在勞務市場屢屢受挫，停歇五天后，3月26日，李輝給《財經》記者發(fā)信息說，他通過以前的工頭介紹，在工地找到一個五天的崗位，日薪200元，每天工作九小時。

李輝的老家在山區(qū)，一人幾分田地，近年來因農村土地承包“增人不增地”，他的兒媳和孫女都沒有土地。四年前，他家承包的土地被征用建學校，一畝地給了幾萬元補償。兒子一家外出做卷簾門生意，常年不在家。卷簾門生意并不好做，李輝說，“飽和了，就像新建工地減少一樣。”因此，李輝和老伴不主動向兒子要錢，老家日常開支都是老兩口掏錢。李輝表示，一年他能掙上三四萬元就“很滿意”。

白民外出做日結工之余，還在老家承包了老鄉(xiāng)和親戚們的20余畝土地。有一次，白民去老家的鄉(xiāng)政府辦事，和一個工作人員聊起來，對方認為他兼顧打工和承包土地，太辛苦，建議他在老家找個看大門之類的清閑崗位。“我就對他說，咱們鄉(xiāng)里所有的政府機關都加起來，有多少大門崗位呢，再算算咱有多少五六十歲還出去打工的農民？有就業(yè)崗位誰也不愿意出來。”

受就業(yè)形勢緊張，以及他們自身的身體健康狀況、崗位變動等因素影響，六七十歲農民工返鄉(xiāng)之后的生計問題，仇鳳仙尤其關注。在她看來，部分超齡農民工被淘汰回鄉(xiāng)村，家里如有幾畝土地還可以維持生活，失地、少地的農民工將面臨更加艱難的生活和養(yǎng)老壓力。

回到鄉(xiāng)村后，他們將來何以養(yǎng)老更是未知。仇鳳仙指出，中國農村家庭傳統(tǒng)的養(yǎng)老支撐在弱化，第一代農民工的子女中不少人離開鄉(xiāng)村進入城市和縣城買房，他們只能主要依靠自養(yǎng)。新型農村社會養(yǎng)老保險提供了一定保障，但當前農村60歲以上老人享有的100余元基礎養(yǎng)老金，保障力度有限。因此對農村老人來說，沒有退休的概念，活著就是勞作，他們普遍為生活和養(yǎng)老儲備不多。

仇鳳仙寄希望于通過鄉(xiāng)村振興的全面推進，讓第一代農民工返鄉(xiāng)后，有機會繼續(xù)參與鄉(xiāng)村建設，通過勞動獲得報酬。

王全興指出，放在“三農”問題的分析框架中，全面實施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發(fā)展鄉(xiāng)村經濟，才能找到治本之策。否則隨著超齡農民工就業(yè)去勞動關系化、去勞務關系化，轉向靈活用工，對他們的社會保障盲區(qū)會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