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老家，適齡的男性比女性多，一個女孩可以跟十幾個男孩相親，男孩沒房沒車，幾乎沒辦法結婚。父親給兒子買房，是風俗，是傳統，也是規矩。城里新開的樓盤都是一百多平，兩個兒子都背上近40多萬的房貸，每攢夠幾千塊錢，他就轉給兒子們。他在北京做建筑工人賺的錢，又流入了老家的建筑行業，他自嘲，自己是勞動力，也是購買力，水不過是從一條河流到了另一條河。

▲ 圖片來源：攝圖網50074303

藏起年齡

60歲這一年，建筑工人王興華學會了讓自己年輕10歲的方法。

兩袋染發膏，15塊；工具不用花錢，是他自己琢磨出來的，一個塑料盒，一支用過的舊牙刷。

染的時候，兩袋染發膏各擠出來一點兒，盛在塑料盒子里，用牙刷的尾部攪勻了，再用刷頭蘸上，仔細地刷到頭發上。說明書上寫，高溫有利于上色，那就找一個塑料袋，套在頭上。等待的空隙，他會幫老伴染，也套上塑料袋，兩人對視，像兩個太空人。半小時后，摘掉塑料袋，他們“返老還童”了。

大概是從50歲開始，王興華發覺自己的頭發一點一點地白了，也少了，有一天他看鏡子里，發際線悄悄移到了頭頂，人似乎在短短幾個月里蒼老，出去找活兒，別人的稱呼從“大哥”變成了“大爺”，又變成“老師傅”：老師傅，多大歲數了？這活兒還能干嗎？

之后，王興華就知道了要染發。下雨天，找不到活兒的日子，他是去村口的理發店，連染帶剪，35塊錢。一個月去兩次理發店，要花70塊，太貴，不是辦法。住在北京順義高麗營鎮下邊的村子里，他每個月的房租才500塊，他想著，自己給自己染，就能省下一筆錢。

▲ 高麗營鎮的村子里，電線桿上貼著招租的告示。圖 / 徐晴攝

想年輕，光染發還不夠。早上起來，刷牙、洗臉，還得涂嬰兒霜——北京天氣干燥，涂了東西，臉才顯得油潤，皺紋也會看起來少些。買染發膏的時候，他會順手買一瓶定型啫喱，對著頭發左右各噴兩下，用手掌往后捋捋，也會顯得精神一些。

王興華還發現，人老了，體重也下降得快。他身高167厘米，四五年前還有120、130斤，這兩年只剩下110斤。他更喜歡稍微冷一些的天氣，可以多穿幾件衣服，鼓鼓囊囊的，能顯得強壯——強壯就是年輕。

每天凌晨四點半，王興華住的村子就熱鬧起來，村口的勞務市場會聚集起上千人，嘈雜的聲音直到上午十點都難以散去——都是和他一樣，找活兒的人。勞務市場沒有名字，也不會出現在地圖上，是非官方、約定俗成的，它們就藏在順義的各個村子里，除了高麗營，還有南邊的“河南村”，西邊的“山西村”，東馬各莊、西馬各莊、馬坡。

▲ 清晨的勞務市場，大量的工人站在道路的兩邊等待，不時有車輛駛進，然后滿載工人駛出。圖 / 徐晴攝

但每個市場承擔的功能又是不一樣的。住在東馬各莊的工人，基本都是45歲以下，他們最后會流向工廠的流水線；在高麗營，60歲左右的建筑工人是多數，一眼看過去，他們模樣相似：皮膚黝黑，戴黃色安全帽，挎軍綠色的包，錘子、鏟子、尺子露出一角，等伸出手來，干而瘦，像骨頭上包了一層蠟紙。這些老年建筑工人，是勞務市場里更低廉的存在，招工中介、工長、包工頭和小老板們會環視一圈，將高的、壯的、看起來更年輕的人帶走。

站在這一群老人里，王興華更有競爭力。看起來年輕，是他生活的本錢，盡管他已經60歲，但還可以拍著胸脯跟人打包票，身體好著呢，沒毛病。年輕就像他隨身攜帶的工具包里刻意露出一角的鏟子，是專業的象征，是一種需要被明確展示出來的可售商品。

▲ 一位老齡建筑工人提著“chanel”包，里面裝著錘子等工具。圖 / 徐晴攝

藏起年齡，并不是王興華的本意。

一個月前，上海、天津、廣東深圳、江蘇泰州、江西南昌、湖北荊州等多地發文，對建筑企業招錄和使用超齡農民工做出管理和限制。“建筑業清退超齡農民工”引發社會討論。比如上海，明確禁止60周歲以上男性及50周歲以上女性進入施工現場從事建筑工作業。

實際上，根據《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全國農民工總數是2.85億左右，其中50歲以上農民工占比26.4%。這意味著，每4個農民工里，就有1個超過了50歲。近3億農民工中，從事建筑行業的工人有5437萬人。多位建筑行業從業者告訴每日人物，年輕人不愿意干，這一行的主力，恰恰都是50-60歲的人。

“清退令”一旦實施，將會影響和改變許多人的生活。這也意味著，60歲的王興華，或許會是這個行業里最后的老人。

清退

“清退令”什么時候顯露影響，王興華已經記不清。他只記得，去年，是他最后一次在北京的大型工地上干活，當時他住在工地的宿舍里，參與高層住宅的施工，已經干了大半個月，有一天，工長突然通知大家，明天要帶身份證來，超過60歲的，就不要來了。他離開那里，從此成為一名零工。

也是從去年下半年開始，63歲的建筑工宋曉東發現，他在的工地裝上了智能門禁系統，實名制考勤，能人臉識別，也能記錄工地上的人員信息，包括工種、班次、時間，那些跟工地簽了合同的正規工人，都可以刷身份證或刷臉進入。

正規工人，不包括像宋曉東這樣60歲以上的，他遭到了智能系統的攔截。他也曾經“蹭”過其他人的身份信息，等別人刷了臉，緊跟在后頭，“像做賊一樣”溜進去，但今年，這個方法不起作用了。工長說，總有人來抽查，隨便選幾個人去門禁系統刷臉，有人刷不過，要重罰建筑公司。

今年3月，也是剛滿60歲的湖北籍建筑工人彭勇為，被熟悉的包工頭拒絕了——工地不要60歲以上的人。去年，他還跟隨著這位包工頭穿梭在云南大涼山一帶，為高速公路扎鋼筋，對方夸他不惹事，埋頭干活，性價比高。他想再爭取下這份工作，對方勉為其難地告訴他，可以來，但不能簽合同，也沒有保險，工資打到他家人的銀行卡里——對方必須是60歲以下。

馮程來自河北邯鄲，考過助理安全工程師的證書，以前在工地上主管安全。過去的工作輕松，在建筑工地走幾圈，很多潛在的隱患就能發現。但一過60歲，他就像食物過了保質期，工地不要了，連證書也不再被承認，自動失效。他第一天去高麗營勞務市場找工作時，中介挑走了比他更年輕的，留下了他。他心里不平，“其他工作退休之后還可以返聘，我們建筑工人，到這個年齡了，咔地就剎車了”。

衰老除了是“清退令”里的數字，也是事實。

王興華是老花眼，需要戴眼鏡，每次去找活兒，都會被中介打量一番，他要一次次許諾，你的活兒我能勝任，勝任不了，一分錢不要。但實際狀況是，過了60歲，他的膽子越來越小，高處不敢去了，連二層、三層的架子都不再敢爬。他試過在外面做小工，給東北來的瓦匠師傅供磚，師傅年輕，干活兒利索，磚根本供不上，氣得嗷嗷叫，直罵他。宋曉東的眼神也不太好了，砌墻時，已經看不清那根校正水平和垂直的細小線墜，砌著砌著，墻歪了，老板也是要來罵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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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地上干活，到處是噪音。塔吊、鏟車、攪拌機持續運轉，錘子、鐵鍬叮叮咣咣，電鉆、切割機隔一陣就發出刺耳的聲響，時間長了，他們的聽力都下降了，說話的嗓門也不知不覺地變大。

宋曉東說，人老了怕熱。10年前，北京37度的高溫不算什么，現在天一熱，人就像泄了氣的皮球，容量兩升的保溫杯得隨身帶著，水里加一點點鹽，干起活兒來出汗嚴重，得及時補水。

年輕時在建筑工地流下的汗水，帶來了錢，也帶來了一身傷病。胃病、腰間盤突出、高血壓、失眠，像白發一樣，緊跟著步入老年的他們。因為吃飯常年不規律，王興華的胃有些毛病，以前一頓能吞半斤米飯，現在只能吃吃面條，喝點面糊。他床頭柜的抽屜里塞滿了藥，一大半是降壓的，剩下是催眠的。

人上了年紀，睡眠質量也直線下降。覺少了，打呼嚕，但晚上休息不好，第二天干不動活兒。在出租屋里，王興華和老伴把床一分為二，睡覺時頭對著腳，睡出一張太極圖，防止相互影響。

力氣就在衰老、傷病中一點點流失了。王興華曾經是架子工，敢登高，力氣大，6米長的實心架子，一根一百多斤，他能扛得動。宋曉東說，就在五六年前，60厘米長、30厘米寬、24厘米高的石磚，一塊有六十斤，他可以連續搬一上午不休息，但現在，用力太久，手會不受控制地輕微發抖。

衰老不會放過任何人。勞務市場里的人，十個人里有八九個跟王興華、宋曉東一樣。他們把衰老、病痛藏在身后，有人問起，就說自己年輕，身體好，什么都能干。

但有些活兒，顯然是干不了。

在勞務市場里，王興華見過伸手比出2的男人，他招的是抹灰的工人，2是2毫米的意思，這是建筑工地上的施工標準，抹完墻面，干了的時候，把5尺長的尺子放上去，用紅外線燈看尺子與墻面的縫隙，最大不能超過2毫米，超過了就沒有工錢。在高麗營勞務市場，老年建筑工人們達不到這樣的要求，男人開著空車來，又開著空車走了。

有人需要他們

距離高麗營勞務市場3公里的地方，一個不到8平方米的房間，裝著王興華和妻子在北京的全部。

一張床、兩個柜子，綠色的被子是從路上撿來的，塑料瓶裝的菜籽油是從老家帶來的，比在北京買便宜，柜子上幾顆皺了皮的蘋果，是他們唯一能吃得起的水果。

生活在北京，省錢是第一要義。村子深處房子的租金比村口的便宜，是個長條形的狹窄空間，廚房和衛生間在兩端，人在里面轉身都費勁，需要跟另外兩家鄰居，一個河南工人、一個安徽工人共用。大家錯開時間，用三個不同的插座——各做各的飯，各出各的電費。

▲ 王興華出租屋里的廚房窄小，要和另外兩家人公用。圖 / 徐晴攝

妻子不在家。她出發的時間更早，凌晨三點。這一天，她找到了活兒，去一個社區做保潔，出發的時候太匆忙，床上的被子還是亂糟糟的。

在這個熟悉的空間里，王興華難得地放松下來。他整理了一下房間，也順帶整理了自己的大半生。他是河南人，很年輕的時候結了婚，跟妻子生了兩個兒子，抱養了一個女兒。這些年，他進廠打過工，也撿過破爛，干得最長的是建筑工，因為掙得多，50歲之前，還值壯年，一天工資300多元，不休息，一個月能掙1萬。

他對賺錢有強烈的渴求。兩個兒子都在城市里買了樓房，小兒子的首付里，有他給的10萬，之后兩個兒子的房貸一個月近1萬，他隔三差五也得幫忙還。

宋曉東的際遇，和王興華相似。他已經63歲，也是建筑工人。4月的一天，他像王興華一樣，輾轉于好幾個勞務市場，還是沒有找到活兒。坐在路邊的土地上，看著地上的螞蟻搬家，他回憶起往事。18年前，他45歲，第一年來北京，住在北京西站的地下通道里，袋子墊在身下，一個晚上就這么挺過去了，后來有了點錢，才住進了一間地下室。

當時，他去六里橋勞務市場找活兒，同樣是凌晨4點出去，瓦工、小工，什么活都干，一天干滿12個小時。在北京打零工的18年，宋曉東走向衰老，這座城市逐漸壯大。2005年，首都機場的T3航站樓還沒有建好，他去修過機場跑道，后來南邊的亦莊、北邊的天通苑，西邊的西二旗、東邊的通州，大大小小的樓盤一茬茬冒出來，他都參與過。

▲ 上午九點，大量沒有找到活兒的工人們還在等待著。圖 / 徐晴攝

曾經的城市邊緣被更多建筑工人建設成新的中心，他們卻被漲起來的租金步步逼退。宋曉東從北四環的地下室，先搬到南法信的出租屋，又到了北法信的群租房，最終來到了順義的村子里。

他現在的住所，租金已經是北京最便宜的，大約10個平方米，水、電、燃氣都算上，600塊出頭，沒有獨立的洗手間，出門走100米，才有一個公廁。

上了年紀，壓力越大，賺錢是必要、必須的事。宋曉東也有一個女兒，兩個兒子。在河南老家，適齡的男性比女性多，一個女孩可以跟十幾個男孩相親，男孩沒房沒車，幾乎沒辦法結婚。父親給兒子買房，是風俗，是傳統，也是規矩。城里新開的樓盤都是一百多平，兩個兒子都背上近40多萬的房貸，每攢夠幾千塊錢，他就轉給兒子們。他在北京做建筑工人賺的錢，又流入了老家的建筑行業，他自嘲，自己是勞動力，也是購買力，水不過是從一條河流到了另一條河。

北京的勞務市場上，王興華和宋曉東代表著多數老齡建筑工的樣貌。他們大多來自性別比例失衡的地區，家里至少有一個兒子，身上肩負著支持下一代成家立業的重任。因此，他們也會堅持做臨時工、日結工。

每個早晨，招工的人把他們一車拉走，輸送到幾十公里或上百公里外各個需要的地方，9小時的工作結束后，晚上再一車送回來。交易的規則是，老人們只打零工，干一天的活兒，拿一天的錢；中介管午飯和交通，晚上回來，下車才會結錢。

日結的好處在于自由。夏天回去收麥子，兒子的孩子出生了，要回老家幫忙帶。家族里的婚喪嫁娶，隨時有可能把他從北京抽回老家——還有人需要他們。

系統之外

最近幾年，北京市治理建筑工地，改善了工人的工作環境。工地上有了集裝箱一樣的免費宿舍，還有夫妻房，有熱水、電、廁所，還裝了空調，每天中午有兩個小時的休息時間，一天工作不會超過8個小時。更重要的是，建筑工人都上了保險，出什么意外，有保險公司兜底。

但這些變化，不管是王興華還是宋曉東，還有更多的老年建筑工人們，都無法感受到。在勞務市場，他們只能找些小工地上的零活兒，老板們追求效率，午休時間不會超過一個小時，大家吃飯的速度快，王興華說：“好像沒有感覺，狼吞虎咽地咽下去。”

在這里，《勞動法》是不存在的，有時候一天干了10小時，老板還不讓走。體力跟不上，沒人說歇一會兒，喝口水，再催促著趕緊干。也有些老板，表面上說，累了就歇歇，真到那時候，還沒歇，趕快、趕快、趕快，已經催促起來。

失去了合同、保險的庇護，上當和被坑是常有的事。王興華一一數著：招工時說不用上高，去了要上高；說干9個小時，實際干10個小時；說中午管飯，其實要自己出錢買；說給200塊勞務，最后只給了180塊。還有一些中介，說是日結，但總要拖上一段時間，或是干脆不給。勞務市場的晚上，隔三差五，總有一輛警車閃著燈停在村口，來處理常見的糾紛。

有一次，王興華去一個工地干雜活，干了一會兒，老板說，吊籃上缺一個人，讓他也上去，把地面上的建材吊到幾十層的樓上。站在吊籃里，他不敢往下看，一整天，戰戰兢兢地過。最后，他只拿到雜活的工錢，220塊。一個同樣干雜活的長期工告訴他，自己的日薪是280塊，昨天來的那一批老年工人，也因為同工不同酬跟老板吵了起來，今天又換了王興華這一批新的。

還有一次，一個河南老鄉帶王興華上工，談好了是挖坑栽樹的活兒，他們坐了兩個小時的車，到那里一看，是個建筑工地。干了，工錢虧了，不干，幾十公里的路，得自己回來。北京那么大，他們不認路，最后，幾個老鄉咬咬牙，四處找人問，終于坐公交車摸了回來。

54歲的李樹文，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4月的一個上午，他看著勞務市場里烏泱泱的、仍然沒有找到活兒的人，嘆了口氣。活兒少是有理由的。最近幾年，這個市場幾乎飽和了，項目少，往年的4月，大工程都下來了，整個公司的人忙得腳不沾地，但今年全是小活兒、零活。小項目是賺不到錢的，想賺一點，得找包工，把最能干的工人聚到一起，連軸轉，加班趕工，用最快的速度把項目干完。

速度決定著李樹文能否賺到錢。以瓦工舉例，砌一塊磚，一毛五，一個35歲的瓦匠，一天能砌6000磚，一天賺900、1000塊不是難事。要是換了歲數大的，他指了指市場上的人，“不說到了60歲的，50多歲的，一天頂多砌2000磚，一天300塊錢”。年紀大的工人干活慢，自己賺不到錢，也會拖累工程賺不到錢。

不招老人，另一個原因是，老齡工不符合規定，沒法簽合同，單獨買保險也不好買，價格太高，不劃算，干脆不買。前一陣，李樹文找了一個六十多歲的臨時工搬東西，東西不重，也就二三十斤，但工人踩到一顆石子，人摔倒了，東西也摔壞了，他帶人去醫院，花了將近2000塊醫藥費。

老齡工要求日結工資，也給了他很大壓力，工程款有回款周期，每個月只發80%的工資，留下20%周轉是經常的事。“怎么能做到每天都按時發呢？”

最近幾年，建筑行業里流行用“突擊隊”，工人不愿一年或是半年才結一次工資，風險太大，也不愿意讓包工頭賺差價，就自己結成隊伍，干短期、勞動強度大，但日薪更高的活兒，不簽勞動合同，工錢日結。

建筑工地面臨招工困難的問題，趕工程進度時，也會找“突擊隊”支援。突擊隊強度大，都是些更年輕的建筑工人，多是40-50歲，讀過高中，習慣使用智能手機，掌握了有門檻的技術，他們的適應能力和抗風險能力都更強，再不濟，還能去開滴滴和送外賣，有退路，而老年的建筑工人，很難加入這樣的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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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地上的老年人，就這么被拋棄到系統之外，成為不受法律、保險、團隊保護的零工、臨時工。

李樹文最終得出結論，人過了60歲，就該退休，回家，幫兒子照顧孩子。這個結論在勞務市場里引發了一場小型爭吵，旁邊的一位工人質問他，回家，你給退休金？李樹文回答：你有地。工人生氣了，伸出手指著他：三分地，吃去吧！

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萬廣華出身農村，一直做農業相關研究，他的許多親戚、同學是外出打工的農民。在他看來，中國有3.75億流動人口，其中5000余萬是建筑工人，如果不能解決這個群體的養老問題，直接清退，會產生大規模的、嚴重的社會問題。

按照規定，一位60周歲、沒有交過保險金的農民工，如果一次性補繳15年的費用4.5萬元，可以每月領取438.74元養老金。這筆錢，對離開城市的建筑工人們而言，很難有什么效用。萬廣華覺得，最好的辦法，是讓他們進入當地城市的社會保障系統，逐漸市民化，同時針對40歲以上的人提前進行技能培訓，有一技之長，才能保證日后的生存。

尊嚴

建筑工人可以在城市流動，卻極難在城市定居。

最典型的例子是，王興華一抽屜的處方藥，跟菜籽油一樣，也是從老家帶來的。他的醫保只能在老家使用，在北京買藥，太貴。他最終想了一個辦法，每年冬天回河南老家，三天兩頭往醫院跑，開藥。在老家不用干重活，開回來的藥也不吃，他把藥攢起來，攢夠了，再帶到北京。

▲ 王興華在老家攢起來的降壓藥、安神藥。圖 / 徐晴攝

對王興華來說，在北京做建筑工人的日子，跟藥一樣苦，跟身體的疼痛一樣漫長。

凌晨4點起床，出門找活，站上一個多小時，找到活，再坐兩個小時車去工地。坐車不好受，空間狹窄，坐20分鐘，腿就麻了。你的腿碰了我的，我的胳膊碰了你的，工人之間總是吵鬧不休。

早上8點，進了工地，外套往旁邊一扔，開始砸墻、扛土、搬磚、遞灰，一口氣干到中午12點。吃飯半小時，胃還沒開始消化，下午的活兒又來了。

到傍晚6點，這一天還沒結束，還要再坐兩個小時車回家。他覺得自己像一臺機器，一直在高速運動，一般人受不了，都是咬著牙堅持。”

在北京這么多年，王興華只去過一次長城，一次天安門。長城是跟妻子一起去的，兩個人提前問好路線，坐上去八達嶺的公交車，他穿著一身撿來的、洗干凈的校服，在長城上照了一張照片，后來成了他的微信頭像，回來后，昵稱也改成“長城”。天安門是他和一個遠房侄子一起去的，路途太遠，他不知道怎么走，也不清楚升旗是幾點，坐錯了地鐵，耽誤了時間，沒趕上，到現在還是覺得可惜。

翻開他的手機相冊，里面所有的照片，都是老家的全家福，沒有一張是在北京拍下的。他說，也拍過，后來都刪了，他覺得北京沒什么可值得紀念的，這里沒有生活，只有生存。

他也時常覺得沒有尊嚴。上個月，他去順義的一個別墅區打零工，一進去，三層的小樓，一畝地的庭院，讓他忍不住驚呼。要知道，在老家，每個人只有三分地，200.1平方米。那天，他跟幾個工人一起修整院子、清土、搬花、栽樹，他也知道了，一株植物的價格，可以趕得上他一年的工錢。

但這樣的別墅區，是沒有公廁的，別墅的主人也不讓工人們使用自家的衛生間，大家想上廁所，只能偷偷找個沒人的地方解決。像王興華一樣的男工還好說，有一位女工，憋了足足一天。

在這座城市，生活里總有一些突發的變故讓他擔憂。幾天前，房東說以后用水要單獨付錢，一噸一塊，每個月的支出直接多出來幾十塊，他想著，再這么下去，早晚有一天，這個房子也住不起了。半夜睡不著，他也會想，新冠肺炎又來了，勞務市場每天聚集那么多人，會不會哪天也被取締了？那時他再去哪里找活兒？

在北京越久，他對這座城市就越發恐懼，恐懼上當受騙，恐懼明天賺不到錢，恐懼自己的衰老，也恐懼城市的龐大和一如既往的陌生。他有過很多次被查身份證的經歷，對他而言，身份證是極其重要的東西，只有這張小小的卡片，能夠證明他是誰。他用一塊紅布把身份證包起來，再用一根皮筋捆上三層，放在馬甲靠近心臟位置的兜里。

我們在高麗營村同他告別時，他鄭重地拿出了身份證，像是證明，也代表一種信任。一層層拆開后，他指著上面的字說：“你看，我是1962年生人，今年60歲整了。”